曾经待定义的我的31岁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9年8月 6日
原文链接：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8/my_waiting-defined_age_31.html

先来认识一个台湾人。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做陈文成，195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

1975年，他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统计系助理教授。

留学期间，他一贯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支持民主运动，经常捐款给（国民）党外民主人士主办的《美丽岛》杂志。寄支票的时候，他光明正大、同时也不够小心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名。

1981年5月20日，在离开6年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返回台湾探亲，兼做学术演讲。

1981年7月2日一早，三个陌生男子闯入他的家中，出示传票，声称警备司令部要约谈陈文成，然后将他带走。根据侦讯笔录，整个约谈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

1981年7月3日清晨，在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的草地里，人们发现了陈文成的尸体。他的二姐陈宝月后来这样描述看到弟弟遗体时的景象：”陈文成的脖子曾被电击棒电击，十根指甲曾被细针刺，五脏六腑都被打烂了，生前还被灌毒药，家属捡骨时发现骨头都是黑的。”

陈文成之死引起了轩然大波。警备司令部起先声称，早已护送陈文成回家，后来又说他是”畏罪自杀”。但是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将陈文成殴打致死，然后抛尸母校，伪装出他自杀的假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为了此事，亲赴台湾调查。美国国会也召开听证会，调查有无台湾特务组织潜入美国的校园。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愿配合调查，同时又缺乏线索，导致此案一直没有侦破。直到今天，陈文成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凶手是谁，依然没有答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2009年3月，马英九指示组成联合专案小组，重新开始调查此案，但是陈文成的家属表示”不相信马政府有调查真相的决心”。

由于此事被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台湾政治出现了以下的变化：

　　1. 警备司令部约谈方式改变，不能再随便秘密约谈。

　　2. 海外黑名单取消。

　　3. 民众到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出镜手续时，不需要再得到警备司令部的盖章同意。

======================

今年是陈文成博士罹难28周年。他被害时，年仅31岁。为了纪念他，台湾”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主办了征文活动，主题就是”我的31岁”，要求参加者撰文回忆或展望自己31岁那一年，畅谈对台湾社会变迁和民主制度发展的认识。

这次征文活动中，最优秀的一篇文章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婉窈写的《曾待定义的我的三十一岁、尚待定义的台湾》。读了它，你就会知道，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以及整整一代台湾进步知识青年的苦闷、奋斗和牺牲，并且能够理解为什么民进党后来能取得政权。

文中有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触：

“我今年53岁，已多活过陈文成博士22年了。在31岁的那个时点，我的一切工作都还只是个起头。如果我的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么，这些起头就是结束。一个尚待定义的人生就被定格了，也被定义了。”

是的，31岁的时候，一切工作都还只是一个起头，如果生命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你其实什么都来不及做；但是如果继续走下去，你就有机会做出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周婉窈教授是幸运的，她31岁的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代；她53岁的时候，台湾已经完成了两次政党轮替和四次总统直选。民主成长的力量和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相信在中国大陆，这一天也迟早会来临。

我强烈推荐此文。

=====================

曾待定义的我的三十一岁、尚待定义的台湾

作者：周婉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网址：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4&Itemid=438

1.

突然要想”三十一岁时，我做些什么？”，毫无头绪，无法从自己的年岁想起，只好开始换算公元。哦，是一九八七（一开始还算错一年呢）。我生在二月中旬，因此严格来说，我的三十一岁是从一九八七年二月中旬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这其间发生什么大事呢？最直接想到的是解严──那个台湾历史重要时刻的七月十五日，以及来年一月蒋经国过世。而我自己呢？好不容易在时间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三十一岁。那年，我约一半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约一半时间在台湾，最后的几天则是在日本。

台湾的戒严是世界最长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这是我一直记在脑海里的，最近因为教书的关系，才知道台湾不是最久的──当时着实吓一跳，心想那又是哪一国呢？怎么自己一直以为是台湾。原来还要分”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门马祖”！后者一九九二年解严，因此才是全世界戒严最久的地方，共四十三年。总之，以台湾本岛来说，我一九八一年离开台湾赴美求学，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都在戒严体制下度过，如果不出国，就是从生下来到三十一岁都被戒严！

这些像流水帐一样的数目，对我这种数字感特别弱的人来说，真够为难了。让我们暂时摆开算术吧。何以三十一岁那一年我会在美国、台湾和日本？是哪些因素把我带到这个时段的几个地点呢？

2.

可能年纪大了，最近和学生聚餐时，往往会提到过去在台大的种种，越来越像个”白头宫女”。前几天，不知为什么提到大学时代送稿审查的故事。我进台大历史系后，不久即加入《大学新闻》，由于年级小，分派到校对和送审稿等工作。我记得当时负责审查的那位先生坐镇在台大行政大楼一楼的办公室。《大学新闻》每篇文稿都要他审过才能刊登，包括文艺版的小说、诗文等。他可以决定文章可否刊登，也可以删改我们的文字。好几次，我从行政大楼出来，回头看这栋红砖建筑，很想把它炸掉。如果说我曾萌生”恐怖分子”的念头，那当然有，但是要像当时的教官跑到系主任室说台大附近有个炸弹案可能是我做的，那可是没的事。教官要系主任孙同勋教授找机会安排我抄写什么的，以比对笔迹，孙主任和郑钦仁老师商量此事，郑先生告诉孙主任，此事万万不行，绝对要拒绝。这是事隔多年后，郑先生告诉我的。两位师长是我的贵人。

话说回头，这位审稿的先生，记性不好的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印象中是退伍军人，人可挺和气的，久了还会对我这个南部来的学生嘘寒问暖。有一次，他指着一篇外文系的投稿，真诚地问我：”哈姆雷特是谁？”

二哥弘宪从嘉义中学考上台大法律系后上台北。我记得有一天他向家父表示想去拜访党外民主运动领导者郭雨新先生，请家父替他写封信。家父是中国青年党员，和郭先生算得上熟识。后来我听家兄说，他依约到长安东路罗马宾馆郭雨新先生的办公室，郭先生和他讲话之前，先把收音机打开，声量开大。那时候，墙壁有耳朵，这是”常识性”动作。家兄于是认识郭雨新先生的秘书陈菊小姐，也因此陈菊”进到”台大校园来，变成党外人士和台大学生之间的桥梁。

家兄比我大两岁，从小我就觉得他很沉着，很有思想。现在想起来，家兄那时候不过才十九、二十岁，就是我现在教的大一、大二学生的年龄，再怎么看都是很小。那时候，家兄独自想到去见郭雨新先生，实在很不容易。

加入《大学新闻》后，我也认识了《大学论坛》的社员，当时这两个学生刊物好像是姊妹刊物，或许说是难兄难弟更恰当。陈菊当时二十四、五岁，算是大姊头，也很有大姊头的分量。我记性不好，有些人名不复记忆，实在可惜。印象中，《大学新闻》最常接触的是李美慧、张俊福、陈素香、陈连顺、黄毓秀、林嘉诚、陈玲华、林苍祥、黄振铭、粘荣发、陈瑞仁等人。历史系研究所学长林瑞明也常参与活动，我记得他邀请过吴浊流先生来参加座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前辈文学家，印象深刻）。《大学论坛》则是谢明达、吴重义、李美夏和曾国隆等人（后来才又认识萧裕珍、苏焕智）。郑优属于《台大法言》，至于田秋堇、吴乃德、邱义仁、林正杰、史非非（范巽绿）等人，好像是透过陈菊小姐认识的。陈菊也带我去见当时在台大农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苏庆黎小姐。我记得苏庆黎很有小姐的样子，皮肤白皙，很清秀，但讲起话来，眼神和表情给人一种坚忍的感觉。

陈菊常带着我们一群学生到处跑，不是拜会某人，就是打点小杂。在总是下着小雨的冬天，搭小货车去发选举传单也是陈菊安排的。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到莺歌，就是那时候。由于人手不够，我就一个人站在小货车上，在风雨中听着宣传车播放的音乐和竞选口号，车子停下来，我就下来发传单。有时人们会多看我一眼，好像对这个”学生样”的我有一丝的好奇。我记得莺歌的房子大都矮矮的。

回程的宣传车，由于过了规定的时刻，不能播放录音带，车子在死静的黑夜中急驶，我顶着风，感觉很孤独，感觉前途茫茫。

宣传车收班回到台北市，有时已经过了台大女九宿舍门禁时间。记得有一次，林瑞明学长和另一位男同学协力把我举起来，让我爬过围墙进去。

那次选举是一九七五年”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额立法委员六十四年选举”。那是好不容易才有的”增额立委”选举，现在年轻人已经不晓得什么是”万年国会”了。当时报纸抹黑党外人士，党外有可能当选的就是郭雨新，媒体联合围剿他，俨然视他为社会公敌。郭雨新是台大校友（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毕业），弘宪二哥为了打破一般人的成见，建议大家穿台大校服为郭雨新发传单，让社会知道台大学生支持郭雨新。陈菊很赞成，由周弘宪和谢明达负责联络学生。我一时找不到校服，还去借一件来穿。于是陈菊带着我们一群学生，约七、八位，浩浩荡荡搭车到宜兰，我们在上宣传车之前换上卡基色校服。宣传车没开多久，突然后头出现一辆灰色吉普车，不知谁喊说大家下车分头跑，二哥脸色铁青，要我跟他一起跑。我想他一定紧张极了，他已出过事情，如果再带着妹妹出事，如何跟家人交代？我们真的是作鸟兽散，各自逃窜，后来大家却又都集合在一起。事后我实在不清楚，大家如何又能集合在一起。总之，我也吓到了。搭公路局车子回台北时，天色已暗，从车窗望着万家灯火的宜兰平原，感觉一种遥不可及的辽阔。

我们的”壮举”只维持几分钟，顶多十分钟吧。年轻人毕竟是天真的，就算没被特务车子追，只凭我们穿台大校服，在宜兰街头兜几圈，哪真能扭转媒体长期以来所塑造的党外形象？

那年我大二。我一位学长家住芦洲，家里收了某候选人的买票钱，一票五百元，他家人丁多，换得四千五百元，后来给他做一套西装。原预期当选的郭雨新，一夜之间被金钱打垮。前面提过，我数字感很弱，但”四千五百元”这个数目竟然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当然打垮他的不止金钱，还包括大规模做票，于是而有姚嘉文、林义雄两位律师为郭雨新先生打的”虎落平阳”选举官司。

3.

话说回头，我读高三时，有一天上午家里（嘉义县大林镇）接到一通电报，是台大法学院发的，内容简短，大意是：”令郎有事，请速来院一谈。”我父亲看了电报，即刻出门，打算到车站搭任何一班可到台北的火车。我的母亲正在厨房，炸东西，没讲话，一直沉默着，我也一直看着油锅噗嗤噗嗤的，那天好像天色有点暗，母亲的脸色跟着很黯淡。终于母亲说：”会不会被流氓打？”像是自言自语，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答。等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和傍晚吧，父亲回来了，一脸高兴，说法学院院长韩忠谟先生还跟他说令郎很优秀，做的事没有错。我只记得和法学院学生刊物《台大法言》有关，直到为写这篇文章，才问清细节。

当时二哥是《台大法言》总编辑，社长是法代会主席陈纪元（法代会主席即是当然社长），由于审稿问题，以及邀请胡秋原、朱文伯先生座谈等事，学校逼着他们两人”让出”《台大法言》，他们坚持不退，导致层层上报，最后学校高层决定以退学处分，二哥说他和陈纪元都想好：退学就退学，就去当大头兵，当完兵再考插班。但院长韩忠谟先生一直在挡这件事，最后大概想出”亲情计”，把家长找来劝退。二哥回忆说，家父接到电报，以为儿子已经被抓走（sa-khì），进到法学院院长室，看到二哥坐在里面，整个心才放下来。二哥说，家父口袋中还带着青年党朱文伯和陈翰珍等先生的电话，万一儿子被抓，打算向青年党元老求救。二哥说，当时年轻，真的就想坚持到底，也不觉得退学有什么了不得，韩院长毕竟阅历深，知道退学的严重性。结果二哥被记一个小过，陈纪元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导致学校要把二哥和陈纪元退学的”情节”，现在听来简直”匪夷所思”，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的确就是活过那样的一个年代──近日得知，海军仪队上尉区队长金陵先生为了和雷震先生的女儿美琳小姐结婚，遭军方记两大过处分，并被调离原职，同样感到不可思议。家父已经过世了，我无法再问他这件事，但要到此刻，我才比较了解，何以他回家时”一脸高兴”。

4.

透过党外学生活动，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但在自己的科系中，却感到很孤立、很孤单，女教官指派一位同学监视我。当时历史系女生很多，我几乎只跟二、三位女同学来往，台中女中出身的纪丽雪直到现在还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念文科很惨，什么书都看不到，少数男同学在传禁书，我也忝为读者（兼买主）之一。到了大三、大四，终于在系里结交到几位学术兴趣比较接近的朋友，如丘为君、杨清顺、蔡志祥、胡忠信，以及陈弱水；系外有考古人类学系的林开世。丘为君最喜欢喊”冲决网罗”，至今还记得青年丘君的神态。

我升大四那年（1977），党外运动有个大突破。该年十一月举办”自由地区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人士表现相当出色，获得四席县市长，二十一席省议员，八席台北市议员，一百四十六席县市议员，二十一席乡镇市长。这也是张俊宏先生以省议员身分进入政坛的处女航，选前在陈菊的引荐下，我替张先生整理出一本书来，就是《我的沉思与奋斗──两千个煎熬的日子》，据说有助于张先生的选举。这是我第一次替候选人捉刀，当”ghost writer”，第二次是一九八○年周清玉女士竞选时，替她写文宣小册〈与我同行〉，当时无法亲自到印刷厂校对，印出后发现有两个严重错字，好久都无法释怀。如果我个性有点”龟毛”（fussy），大概那个时候就显露出来。

现在一般人都知道陈菊因美丽岛事件被捕，但很少人知道其实这是第二次。一九七八年六月下旬，我大四毕业时，陈菊被捕，一个多月后释放。她的被捕，把我们这些学生都吓坏了，由于我的名字在她的电话簿上，我也受到一些间接干扰（透过骚扰我的大哥和小妹）。陈菊被捕，二哥很紧张，把他的日记用纸包起来，拿来要我替他藏起来。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写日记。过没多久，他又来取走，大概怕拖累我，说是要烧掉。从此以后，他好像放弃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我以历史为业，深切体悟到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的历史不是被毁，就是自毁。通常两者兼具。吕芳雄在《追记我的父亲吕赫若》一文中写道：”外祖母惟恐父亲留下来的手稿及书籍，会有带来二次伤害的恐惧，在外祖母的一声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中前面荔枝园中，挖了坑，把父亲所留下来的手稿及书籍全部埋掉，埋好之后，还在上面泼了几桶水。父亲的手稿，写好尚未发表的〈星星〉以及收藏的书籍，就此化做一堆尘土。唯一幸存的一本日记，是因为里面有记载子女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下来。”（《吕赫若日记（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译本，页492）虽然已经知道太多这种故事，应该麻木才对；记性不好的我，整篇文章看过后，好像就只记住这一段。

5.

大约在大三下学期，我决定考研究所，隐隐约约想研究台湾历史──这个课堂上几乎学习不到的历史，却又让我这么困惑。考研究所对我父母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父亲家无恒产，在国小教书，母亲是家庭主妇，能让女儿读大学已经很了不得了。我想，他们期望我毕业后找个中学教书。什么是”研究所”，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有个意念想继续念书。我决定考研究所，大概给父亲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父亲是真正的自由派，失望归失望，却从不干涉我们的选择。

顺利考上台大历史学研究所后，我以课业为重，较少参与党外活动。我记得邱义仁（喇叭）要出国时，应该是一九七八年秋天吧，几位朋友到他家看他，临走时，已经很晚了，他送我出来搭客运车子。当时，一个人一出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而台湾前途茫茫。学生时代的我，非常静默，话都讲不好（现在话也还是讲不好），但我想，我一定要郑重地送别他。我一路斟酌踌躅，车子要开了，我们握手言别，我说：”为国珍重！”听到这句话，我可以感觉到，他更加把劲握住我的手。

那是一个让人毫无缘由会有”悲壮感”的时代。无力的自我悲壮。

一九七九年，我研究所二年级时，美丽岛事件发生。第二年，在那个台湾人做恶梦都不想梦到的二月二十八日，林义雄律师在监狱中，他的一对孪生稚女和母亲一起被杀，大女儿奂均奇迹地存活下来。之前我曾和田秋堇到过林家几次，最近的一次抱过亭均和亮均。在我的臂膀还记忆着小姐妹的体温和体重时，我的一位室友，一位对政治毫无概念、毫无知觉的女孩，早上起床拿到报纸，看到林家血案的报导，看到幼儿园老师双手抱着双胞胎姊妹的照片，她的眼泪像下雨一样，一直流，一直流。我没有流泪，甚至到了美国，梦见过两次小姐妹，我都没有流泪。我相信，我的眼泪要在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莎士比亚写出这个故事之后，才汨汨流出。

一九八○年冬天，周清玉女士决定代夫出征。我放下正在写的硕士论文，和陈弱水跑去帮忙。陈弱水当时读研究所一年级，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兵，约一年在金门。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到周女士的竞选总部帮忙，晚上要等到周女士从政见发表会回来后才离开。在那里，我们认识几位年轻朋友，如林世煜，以及来探他的班的胡慧玲学妹。有时候，我也陪周女士到政见发表会会场；她的宣传车播放《望你早归》，在茫茫细雨中，让人从心底酸起。离开竞选总部时，通常很晚，有陈菊前车之鉴，我们都要走几个街口才敢叫出租车。

白天，竞选总部会有一些年轻人来要工作，也就是分发传单，赚点小钱。我们负责分派地点，有几次还搭出租车去抽检，发现传单都确实塞到公寓的信箱，这些看似”小混混”的年轻人真是有认真在工作啊。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看来出身和职业都相当不错的中年男士，来要求代发传单，他不拿我们发的车钱。当时我就常想，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些默默支持党外运动的人士。

得知周清玉女士顺利当选后，我和弱水没去参加当晚的庆功宴，我即刻回到我的硕士论文，专心撰写，当时离提交论文只剩半年不到。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思想上快窒息掉了，那时候，台大罗斯福路的地下道，墙上贴着整排海报，说要枪毙某某、某某。每次走过，都不寒而栗，感觉非离开这个岛屿才能呼吸。

6.

出国留学的事，又给父亲带来困扰。我想我一生的几个重要抉择，都违反了父母的期望。几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暮色》，片中父亲对于女儿不可解的行径，两度喃喃说道：”令人困扰的小孩啊。”（困った奴だよ）家父已不在人间，即使今天，我仍想象父亲喃喃自语：”困った奴だよ。”

就在我写完硕论前后吧，陈文成命案发生。研究图书馆，简称研图，是我们历史研究所学生最常利用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草坪，我们平常不去。对我而言，陈文成命案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环，在白色恐怖时期，你说它是必然的偶发事件也可以，说它是偶发的必然事件也可以。但他肯定不是从研图四楼跳下来。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选研图当”自杀”现场？有地缘逻辑吗？有人脉关系吗？

那一年初秋，我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留学。党外领导人之一的康宁祥先生（我们昵称他”老康”）得知我要到加州史丹福大学留学，热心替我写一封引介信给当时在胡佛图书馆任职的张富美女士，原本待人就很热心亲切的张女士更加照顾我。史丹福大学，校园很大，张富美女士替我从同乡那里弄来一辆脚踏车。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张富美女士带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得太晚，我回不去宿舍，于是被安排住一位同乡家，和那位同乡的女儿睡上下铺。女儿才九岁，告诉我她有酒窝，还展露给我看，又深又圆，她说他长大后要去竞选美国小姐。好率真可爱的女孩！现在应该也快步入中年了。

7.

年龄是一件奇妙的事，人往往好像只能以自己年岁的眼光看别人。小孩看比自己大的人，总是觉得那种”大”是绝对的。例如，前面我提过家二哥大我两岁，我总是觉得他比我大，不觉得他也”小”过。当陈文成博士被发现躺在研图草坪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教书。二十五岁的我，还是个学生，总觉得陈文成博士已经是个”成人”了。直到最近Michael（林世煜）和胡慧玲伉俪要大家书写自己的”三十一岁”，以纪念三十一岁被剥夺生命的陈文成博士，我才惊觉，陈文成博士当时那么年轻！

我今年五十三，已多活过陈文成博士二十二年了。我在三十一岁那年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的奖学金，赞助我回台湾并到日本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我于前一年考过博士候选资格考，在此之前我说服指导教授让我以战争时期的台湾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那年夏秋之际，我回到台湾，回到刚刚解严的台湾。在台湾的半年，我深切感到，台湾的社会和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有些深层的东西不是政治所可以解决的，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在政治以外的园地耕耘。后来我”学成归国”，从没和过去认识的党外朋友联络，就是这个原因。我生命中有过两次的发愿，那是第二次。第一次发愿，和研究台湾史有关。

第二年年初，我从台湾到日本，在日本停留了约半年。日本的经验对我日后研究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帮助很大，也使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的博士论文才刚有个雏形。假如今天我有任何算得上有意义的工作成果，在三十一岁的那个时点，这些都还只是个起头。如果我的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么，这些起头就是结束。一个尚待定义的人生就被定格了，也被定义了。

如果我的生命突然结束于一般认定的不可抗力的意外，如车祸、空难，或罹患某种致命的疾病，我想那是”天”。我常觉得人要有”命运”的观念或类似的觉悟，要知道生命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人能跟你保证过了这一刻你还活着。面向死亡而生，让我们更真切了解”活着”的难得和可珍贵性。当”命运”降临的那一刻，我们也比较能坦然接受。

但是，陈文成的死，如同林律师的母亲和双生小姊妹一样，不是意外，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同样不能接受真相不明。但是我们有可能究明真相吗？此刻的我，怀疑。

他们的死是台湾威权体制下军警情治组织黑幕作业的产物。长期而严密的制度性”黑幕”如何揭明？不是容易的事，牵涉到诸多单位和诸多人士的利益。”究明真相”的最佳时机，似乎是在一个社会从威权走向民主自由化之后。但没有保证这样的时刻能到来──如果社会的主流思想主张”忘掉过去”的话。我们今天好像就处于这样的情况。若用概念来说，台湾社会从独裁统治到民主化，历经巨大的转变，各级选举落实了，人们不再因思想问题受到迫害，但”转型正义”并未真正到临。因此，真相不重要，没有人该为过去四十年的党国暴力负责。暴力的事实和性质不在我们集体的认知中，不在我们的思维中，更不用说过去军警情治单位如何运作的细节了。没被社会群体认知的政治性系统暴力，没被社会群体从人道、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谴责的暴力，随时可能回来。从独裁到民主的这个”转型”，是脆弱的，如果民主、自由和人权没有成为新社会的核心价值的话；当暴力再度来临──或戴着其它面具来临，人们可能毫无知觉，更不要说起而捍卫转型社会的价值了。

8.

人们或会说，纪念碑不是立了吗？纪念馆不也盖了吗？赔偿不也赔了吗？的确这些政府都做了。但是，我们知道哪些人最该负责吗？我们听过参与刑求的人公开透露过反悔之意吗？实践转型正义没有固定的方式，每个社会有它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多少得随之调整，但有四大重点，即：建立防止再发的机制、究明真相、查明负责人，以及补偿受害者。这些作法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我们是个”宽容”的人情社会，或许不适合像南美和东欧国家那样进行公开审判，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过去四十年，哪些在决策位置的人该负责，我们只求在”知”的层面，该负责的人负起责任；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承担来自社会的道德谴责。至于那些非决策者的执行者，就如同战犯审判，不会审判执行命令的兵士一样，应该不会有人主张谴责他们，但是，在”知”的层面，甚至”良知”的层面，他们应该了解他们所执行的事情彻底违反人权。如果有人愿意匿名出来反省那些惨无人道的刑求，并向”抽象的”受害者道歉，我想，我们的社会才真的往前走了一大步。否则，再多盖几个纪念碑，多洒几笔钱，真能抚慰存活的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心灵吗？真能让那些早就死去的灵魂安息吗？

我的学长王克文的父亲王世一先生遭受白色恐怖的刑求和冤狱，他的母亲对于当时某情治单位头目赡养美国、安死美国，忿忿不平，我也跟着忿忿不平，但当时我们没有”转型正义”的概念，现在我才了解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这种不平是需要整个社会正面面对的。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白色恐怖的恐怖和不义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认知。我们以为纪念碑和赔偿就了事了，于是一个持续四十年体制化的党国暴力变成”他家”的事，一小撮人的事。我是个历史工作者，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这里讨论转型正义，从我的角度，我最关心的是，”知”的问题。转型正义的实现，我认为一个重要指标是，关于白色恐怖的”系统性认识”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认知。我在这里强调”系统性认识”，由于这种迫害是系统性暴力，我们必须掌握其性质，才不会将东一个西一个案例视为孤立事件，只侧重其故事性──万一不够感人，就乏人问津。

上课教到这段历史时，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要你们忘记这段过去、不要老是提这段过去，那么，我问你，你能举出几个在白色恐布中受害的台大学长？（如果说得出陈文成，已经不错了。）我们都还没记住，怎么就要我们忘记？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梦想：说不定将来在台大校园某个杜鹃花丛底下，我们立了一个小小的碑，小小的就好（悲惨的事要求低首省思），纪念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台大受难者（死刑犯和坐牢者一同）。当我们在校园漫步，享受良辰美景，偶而想起那些在生命不同阶段被剥夺可能性的学长，可以信步走来，放一朵小花在碑前。

如果，我在三十一岁时，被军警情治单位”翦除”了，我的生命是个未完成篇。我庆幸自己有多出来的二十二年，可以自我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三十一岁，没什么特别的事，甚至一团浑沌，要努力想才想得起来，但那没关系，因为我继续活着，后来的我让这段浑沌尚待定义的日子，有了”过渡”或”过程”的意义。但是，陈文成被剥夺了这个机会。

他的生命在三十一岁那年停格了，他的生命被迫匆忙定义，我们所知道的陈文成是死于三十一岁的陈文成，别无其它可能。华特·班雅明在《启迪》（Illuminations）一书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莫里兹．海曼（MoritzHeimann）的话：”一个死于三十五岁的人，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时点都是一个死于三十五岁的人。”

但是真的别无其它可能吗？在亲友眼中，陈文成被迫定义的人生大概不会改变，我多出来的二十二年得以自我定义的人生，大概也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生存的台湾是个奇特的地方，似乎命定不断被外来力量强制重新定义。此刻的台湾正面临内部旧体制力量和中国连手予以再定义的危机，于是，我们个别的生命也面临被强制重新定义的危机。

如果台湾再弹回过去的体制，或是纳入目前的中国体制，那么，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大概就会分成两大类：统派和台独，前者将被褒扬，后者再度打入历史的黑牢。同样是党国暴力的受难者，却被分化了。然后我们的一小撮年轻人，再度开始那漫长、苦痛的历程；开始那可能为期半世纪，甚至更长久的暗路行旅。而垂垂老去的我们，要如何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识时势为英雄？

9.

台湾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严，但实际上，一直要到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条修正，人民的思想自由才真正受到保障。这中间历经一九九○年的野百合运动，次年废除持续四十三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万年国会”。这些过程我都错过了，包括解严后的原住民运动。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回到台湾，已经是电话不怕窃听的时代了。

一位学生下课来问：”那么说来，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当下我突然惊觉：没错，还很年轻，如果以修改刑法一百条来算，才十七年啊。或许我们应该乐观一点，或许我们应该把顿挫看成考验，看成我们社会重新确认、巩固核心价值的机会。面对可能丧失或丧失的可能，我们再度体认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不可放弃；相对于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相对于思想控制、相对于军警情治单位的滥权，我们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解严以后台湾社会逐渐肯定的多元文化才能体现，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才能并立共存。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我在台大时期交往的朋友，我尽量记下他们的名字，但个人记忆力不佳，必有疏漏。何以要记下人名？一方面，我研究历史，总是觉得纪录很重要。另外，这些朋友日后颇多”隐没”在社会中，各自士农工商去了。就是因为他们隐没了，特别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之所以能成立，是许多人参与的结果，他们很可能怀抱着同样的理念投入后来的工作或事业中，在社会中为一个更为美好的台湾打桩。当然，我也相信，此刻他们当中有人可能不要和继承党外运动的民主进步党有所关连。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有当我们的社会继续往民主、自由与人权之路前进，大家或携手、或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为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台湾奋斗，前辈的努力才不是浪掷，才不是青春的谬误。

关心时事的读者也会在这篇文章中认出好几位后来成为台面人物，若干人渐行越远，甚至南辕北辙。我还在电视上看过我的一位”旧雨”当场殴打我的一位”新知”。胡忠信是我大学时代和留美初期交往密切的朋友，今天若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些什么。众人分道扬镳，其实是很正常的，随着威权体制的崩解，有人的中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或中国文化主义）终究证明凌驾了其它价值。这我能理解，解严以后，台湾急遽本土化，有一定比例的人无法忍受从来不了解、从来看不起的东西竟然变得重要起来，变得有价值，甚至压过他们所习惯的优位事物。我认得一位台湾出身的海外女性学者，她和夫婿曾竭力支持中国的六四运动，但她信奉党国教育中学到的中国历史文化，认为那是至高无上的，台湾的本土化、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台独路线，当然是她无法接受的，必得竭力打击。支持六四、反台独，在她没有矛盾。反过来说，我不用猜也知道她不会同情西藏人的奋斗，遑论维吾尔族了；追根究底，她的中国民族主义其实也是现代版的中国帝国主义。

10.

另一方面，台湾自解严以来，思想、文化论述不再定于一尊，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也从原来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选择了和原先”理所当然”的取径相背反的道路；一个社会能真正摆脱独裁体制的魔咒，必须靠社会绝大多数人深切地”觉今是而昨非”，在个人那往往是一种带着苦痛的勇气。但是，有人则”背反”了再”背反”，终究又回到原先的路径──人己白忙一场！大家都在摸索，就像我自己，也是逐渐才确立了各种价值的先后次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摒弃了一些价值。我相信，经过我们每个人确实思考、反省过的路径，才是一条有意义、值得坚持的路径。

但是，在后现代思潮席卷知识界的今天，我有我的困惑。我常问我先生J君：如果人世间果真没有真理，如果所有价值果真都相对化，那么，为何要坚持捍卫自由与人权？那么刘晓波的奋斗，意义何在？我们支持他，意义又何在？

六月二十四日，我打开学生送我的一盒巧克力，品尝一小口，很高级的巧克力，看一下品牌，是日本Gonochar off的Bouquet De Chocolat。这个学期师大课程结束后，我请学生吃饭，他们体贴回送礼物──派出”奸细”，打探出我爱吃巧克力。正品尝中，我随意瞄一下计算机屏幕英文Yahoo的头条，怎么刘晓波被”placed under arrest”（逮捕），吓一跳，他不是早被捕了吗，有被释放吗？我怎么漏了这么大的消息？由于眼力不好，赶紧印下来，坐到沙发上看，我手上还拿着巧克力，原来是”正式被逮捕”，去年十二月八日的被捕，不是正式被捕！我约略算一下，去年十二月八日到现在不就超过半年了吗？再高级的巧克力突然变得有点不是那么有滋味。

该条新闻写道，刘晓波今年五十三岁，和我同岁。也许因此更感到一种相联系的感觉。过去二十年我毫无罣碍地沉潜于知识世界，而他却冒着生命和牢狱之灾持续奋斗。今年六四的前一天，我有堂讲演课刚好讲到白色恐怖，我告诉同学，如果我们不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台湾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就算被处决的有四千余人，以我年轻时代台湾人口约一千八百万来说，再怎么说，都是少数，何足道？中国现在人口十三亿，一个刘晓波，只不过是十三亿分之一，一个胡佳，也是十三亿分之一，就算把所有维权人士通通加起来，只要除以十三亿，都是极少数。整个西藏人口也不过五百万。我请他们不妨在六四的前夕思考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民主、自由和人权，有可能成为台湾社会如盘石般的核心价值吗？过去一年多以来，一方面台湾民主自由体制似乎出现逆转的危机，另一方面，从去年三月十四日以来，中国对西藏的镇压持续不断，因此台湾的游行、静坐、绝食等活动似乎非常频繁。我认为，在每次支持西藏、中国、缅甸，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自由人权活动中，我们再度肯定我们的价值所在，强化我们捍卫它的决心。

11.

台湾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运气特坏。我自己研究历史，可能所知有限，但好像还没看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一八九五年，这个远在中国东南海上的”蕞尔小岛”，未遭中日战火波及，却突然被清廷”永远让与日本”。台湾人不接受这样的命运，为了保乡卫土，浴血抵抗，但欠缺奥援，最后只有认命。在日本统治半世纪之后，经历近代化和殖民地化的复杂历史过程，在绝大多数人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又突然被盟军交给中国。如果这个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或许还好，台湾人谁又知道”国共斗争”呢？战后初期台湾的汉人知识分子和青年怎么懂得这些呢？原住民更是无从了解了。没想到国民党被中共打败，”播迁来台”，以统治一国的军政情治装备支配这个岛屿，台湾卷入”国土分裂”下的国共斗争中，成为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我们这一代人在党国教育下成长，终于了解到何谓”国共斗争”，没想到六十年后，不共载天的国共两党竟然热络携手合作！好像历史特意嘲弄台湾人。

此刻的台湾，尚待定义。不，更确切来说，正面临重新被定义的危机。或许，我们好不容易获致的多元文化的思考，将再度一统化；或许，我们的子孙将在课堂上大声诵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或许，那个外于台湾历史过程的伟大史观终将再度决定我们怎样思考、看待这块土地的过去。陈文成三十一岁的死亡，无庸说，再无究明真相的可能；他被迫缩短的人生也将不具任何意义。解严以来的岁月也将成为暗黑长路中偶现的光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如果我们不要这些”或许”成真，那么，我们必须坚持自己定义台湾，我们内部可以冲突矛盾，可以歪缠烂打，但是，我们拒绝由外在的力量（或外力加内部少数人）重新定义台湾。作为研究台湾史的我，不愿看到外于台湾的史观指导我们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先民不是没反抗过日本（武装的、非武装的），但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得由这块土地上的人透过严谨的知识方法予以了解、予以评价。或甘苦参半、或爱恨交加、或暧昧矛盾，我们可以论证、论辩，但不要告诉我，我得怎么看。战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影响今日台湾非常深远，我们才刚开始理解，不要告诉我，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被剥夺，是为了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必要牺牲。

台湾尚待定义，但不要告诉我，她只能等待再度被外力重新定义。

备注：

当这篇文章接近完稿时，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于七月二十八日公布”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重启调查之侦察报告”，未见突破性进展。关心的读者可上网点阅：http://www.tph.moj.gov.tw/public/Attachment/972816522831.pdf

财团法人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的”陈文成事件调查报告”可于下列网址点阅，可惜无法打印：
http://www.cwcmf.org.tw/the%20truth/report.pdf

（完）